李大钊被施行绞刑，行刑时间竟长达48分钟，24年后才揭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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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俄罗斯公布了一段保存了97年之久的视频，视频仅有短短十几秒，却轰动了整个中国。

李大钊

视频中，原中国共产党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目光明亮的站在台上演讲，下方时不时爆发一阵掌声。而这段仅有十几秒的视频，却是李大钊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段留存下来的影像。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001号文物也映入人们眼帘，那便是李大钊同志受刑的绞刑架。94年前，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受尽折磨，英勇不屈，让敌人毫无办法，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军阀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为首的20名革命同志处死。

第一个登上绞刑架的便是李大钊，而他足足在上面吊了48分钟才壮烈牺牲。

李大钊

　　那么，李大钊行刑的时间为何会长达48分钟呢？而揭开这一隐情还得从建国之后说起！

捉拿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副处长狄飞第二次走进吴博斋的家门。

已经69岁高龄的吴博斋一个人住，上次狄飞来的时候，吴博斋正无精打采的在床上歪着，看到狄飞进来，也只是摇了摇头。

然而不同于上次的是，这次狄飞再次推开吴博斋家好像从来不锁的门时，吴博斋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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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飞还没有说话，对方先开口了：“这里不是你要找的地方……”

含混不清的话从吴博斋口中说出，接着他依然警惕的盯着狄飞的面孔，那双锐利的眼睛丝毫不像是一个寻常的老人所拥有的。

“错不了，就是这里。”狄飞招招手，身后跟着的两名警察也进来了，接着便正式向吴博斋宣布道：“原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现名吴博斋，1927年4月，你涉嫌抓捕、杀害革命烈士李大钊同志，现将你捉拿归案，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话音刚落，身后两名警察就上前将吴博斋按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吴博斋听完狄飞的宣告后只是麻木的配合着，没有一句辩解的话，因为当狄飞再次上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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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半个月以前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一封密信，是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内容写得是关于一名中统特务的审讯记录。

不过，铁道部公安局的而同志在审讯记录中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据抓到的中统特务交代，当年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谋，当时任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就潜藏在北京鼓楼大街一栋居民楼中，并且已经改名吴博斋。

得到这个消息后，冯基平立即派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前往鼓楼区调查，经过一番察访后发现，铁道那边同志传来的情报准确，吴郁文的确潜藏在鼓楼大街的一处居民楼中。

　于是狄飞先是装作找人去吴郁文家中踩点，确认身份后，便直接实施了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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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郁文被抓捕到案后，很快承认了身份，对自己曾经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还交代出了当年逮捕李大钊同志的其他同伙。不久以后，吴郁文等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而后来在查看审讯记录时，冯基平却惊讶的发现，吴郁文称当年李大钊同志的行刑时间居然有48分钟，当时被共同行刑的其他革命烈士的行刑时间也均为十几到二三十分钟不等.

这个数据惊到了冯基平，继续往下看到吴郁文后来的供述，他才明了一切。

1899年，李大钊生于直隶（今河北）乐平，自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又是独生子女，因此父母去世后只能和爷爷两人相依为命。

李大钊

自小便经历了这样的磨难，让李大钊的心智很早就成熟起来。他勤学苦读，只为考取功名，为全家带来更好的生活，然而就在他应考的那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从此功名无望，于是他只好进入到新式学校读书。

后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又东渡日本留学，在此过程中逐渐接触到了一些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先后进入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不断宣传民主思想，接触进步学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苏联，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也让他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后，他便发表并演讲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中国最早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李大钊（右一）

而在文章中，他还满怀信心的预言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篇文章在天安门前演讲之后，立即迎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亲自参与到了其中。在此运动中，他不仅领导了相关活动，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让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1921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李渤海叛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作，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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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的日子里，他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并不断扩展党员和扩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之后，他还积极联系孙中山先生，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革命活动为他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力和名声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风险。

大革命期间，北洋政府多次对李大钊进行通缉、搜查，但由于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和没有确切证据，因此好几次都没有结果。

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

1926年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日本舰队进逼天津大沽口，被守卫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击退，之后气急败坏的日本联合当年的“八国联军”一起以《辛丑条约》逼迫段祺瑞政府将军队撤出大沽口。为了维护国家尊严，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等人带领5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之后进行群众游行向段祺瑞“执政府”施压。

而反动的段祺瑞“执政府”不仅不理会学生们的请愿，竟然还命令“执政卫队”向游行人群开火，最终导致47名学生和市民死亡，150多人受伤，而死者中便有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君”。

经过此事件之后，由于李大钊是“三一八”游行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此后李大钊便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

“三一八”惨案

为了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安全，在苏联共产党人的建议下，李大钊将中共北方区委迁入了苏联大使馆。

但即使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内寸步不出，反动军警、特务也丝毫不气馁的蹲守在大使馆外面，只要有人出来就会进行跟踪，尤其是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同志，更是一出门便会被人跟踪。

没多久，李大钊身边的地下党员闫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先后落入敌人魔爪，但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闫振山和张全印始终没有吐露出一丝信息，让敌人气急败坏的同时也保护了党组织。

李大钊

然而很快这些特务就抓到了机会。1926年9月，一天京师北郊警察署抓到了一名在街上发传单的青年，此人名叫李渤海，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然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意志薄弱的李渤海很快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事情招了出来，并供出了一份中共北方区委地下党员的名单，其中便有李大钊的名字。

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获取到这一份名单后欣喜若狂，立即将之呈到了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那里。之后，两人又继续将获取到的这份名单呈到了上级手中。

直奉战争之后，北洋政府大权实际落入奉系军阀张作霖手里，因此在这份共产党人名单呈上来之后，张作霖很快就看到了名单上第一位的“李大钊”三个字。

张作霖

关于是否抓捕李大钊的事情他考虑了很久，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人，又是北大教授，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果将其抓捕杀害必然会使自己背负骂名。

然而在北伐战争的炮火声中，南方的武汉国民政府将北洋军打的节节败退，张作霖的部队也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由于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革命活动，已经让列强剥夺了苏联的外交豁免权，各国列强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严惩那些“作乱”的革命党。因此在重重压力下，张作霖终于在1927年4月5日下令逮捕在北京的所有共产党员。

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后，陈兴亚立即召集吴郁文等人，商量逮捕李大钊等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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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当晚，逮捕计划敲定，吴郁文担任此次逮捕计划的总指挥。这次他调集了警察、特务、宪兵共548人，分成12个小队，之后在吴郁文的指挥下，12支队伍分别前往不同的方向前去抓人。

经过几个月的蹲点观察，吴郁文早就确定了李渤海情报的准确性，因此此次行动他让这些队伍分头行动，同时收网，准备将北京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

而吴郁文本人，则是亲自带队扑向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李大钊藏匿的苏联大使馆就在那里。

从容赴死

1927年4月6日，天刚蒙蒙亮，吴郁文就带着一堆军警、特务堵住了苏联大使馆的大门。

军警在东交民巷

李大钊的大女儿正在他办公室外看报，小女儿正在和母亲一起在院中散步，听到外面传来的杂乱脚步声，几人连忙向屋内跑去。

吴郁文带着特务军警闯进来时，李大钊正抱着女儿安慰她不要怕，而李大钊本人则镇定自若、毫无惧意。

被五花大绑的闫振山被特务带进来认人，进门后，特务就指着李大钊向闫振山问道：“这是谁？认不认识？”

闫振山摇摇头：“不认识！”

听到不认识，特务一个巴掌便抽了过去，面带厉色道：“你不认识？”

闫振山依然摇头，而此时吴郁文上前两步，冷笑道：“你不认识我认识，他就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带走！”

李大钊

一声令下，军警们一拥而上抓住了李大钊及其妻女，除此之外，在此次抓捕行动中还有范鸿劼、谭继尧等数十名党员被捕。

被投入狱中后，为了让李大钊招供自己是共产党以及党内情报，反动军警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电椅、老虎凳、辣椒水等等刑罚在李大钊同志身上用了个遍，但看似只是一个文人的李大钊同志宁死不屈，丝毫没有透露出任何情报，这让张作霖十分头疼。

之后，张作霖派了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前来劝降。杨宇霆和李大钊是同乡，他以同乡之情劝说李大钊招供，并保证只要李大钊投降，张作霖就会给他升官加爵。

张作霖（中）

虽然此时李大钊已经被拷打的伤痕累累，手指甲也已全部被拔掉，但他依然轻蔑的向杨宇霆道：“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宁可粗布御寒，糙食当肉，安步当车，也不可弃气节于腥膻！”

听了李大钊这样毫不客气的回答，杨宇霆气得脸色铁青，只好回去将原话复述给了张作霖。

这时李大钊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至全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中共党中央以及各方进步人士都在设法营救，张作霖每天都顶着很大压力，因此他想尽快解决掉这个烫手山芋。

张作霖

而他解决的方式，便是向前线的部下张宗昌、孙传芳等人询问意见，之后他询问的六名将领中，只有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皆回复“立即正法”，以明正典刑。

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此时也发来电报，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在一帮反动军阀的支持下，张作霖终于下定决心，将李大钊处死。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人处决。之后李大钊等20人在京师警察厅秘密受审，当场宣布绞刑。

当天下午两点，看守所门前道路被阻断，不准行人进入，而李大钊等20人被押赴刑场，依次站成一排。

李大钊

由于看守所内的绞刑架是国外进口的，只有一架，每次只能同时执行两人，因此20人只能排队受刑。而李大钊作为张作霖要除的头号目标，自然被安排到了第一位。

站在绞刑架前，李大钊神色未变，举止从容，向世人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只有一句话：“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之后便走上绞刑架从容赴死。

然而，由于这架绞刑架是张作霖应李大钊请求从欧洲进口来的，当天是第一次使用，因此李大钊上绞刑架后，由于刽子手操作不熟练，第一次绞了半天只是将李大钊绞昏了过去。李大钊苏醒后，刽子手第二次将他吊上了绞刑架，但这次依然没有成功。

李大钊所用绞刑架

不知道是刽子手故意为之还是真的操作不熟练，李大钊在此过程中反复被绞，反复承受了绞杀的痛苦，最终足足花了48分钟才完成行刑。

之后剩下的19名革命烈士，也都纷纷走上绞刑架，行刑从下午两点持续到了下午五点，最终20名烈士全部英勇就义。

次日，北京《晨报》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行刑的详细过程，消息传至全国，举国哀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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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渡海寻求救国之路，到青年踏上革命道路领导革命，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求索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在他牺牲后，他所致力的共产主义事业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继续顽强生长，逐渐开出了一朵绚丽之花。

因此，之后对吴郁文等人判处死刑，既是对法律的敬重，也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告慰。